无处非中为什么在蒙元时代能够画出这样的亚非欧洲地图?

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的,传统中国第一幅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绘制于1602年。

这幅地图原本分为六张,大概原来可以贴在六扇屏风上吧。这六幅图拼成一幅,就是大大有名的《坤舆万国全图》,它的原刻本,保存在欧洲梵蒂冈和美国明尼苏达等地,现在南京博物院保存的,是一份是根据原本重新彩绘的。

这幅地图的作者,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是最有名的传教士,一会儿我们再仔细介绍他。

不过这里要说明,利玛窦本人在1584年,也就是万历十二年刚刚到广东肇庆时,就在当地一个叫王泮的官员支持下,绘制过叫作《山海舆地全图》的世界地图,只是这一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1601年,利玛窦被万历皇帝招到北京,现在保存下来的这幅,就是根据他的《山海舆地全图》重新再绘制的。

据记载,一个钱塘人张文焘负责制版,将该地图刻制在6块大型的木板上,再用棕墨将地图印制在桑皮纸上,六幅拼起来的地图高1.8米,长3.65米,规模很大,这是历史上第一幅中西合璧的世界地图,大体准确地向中国人展示了全球的几个大洲大洋,深深地震撼了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世界原来很大很大。

世界地图并不是利玛窦的独创,他是耶稣会传教士而不是地图学家,只是他参考了许多前辈的作品制作出来的,有人说,他绘制地图最重要的依据,是比利时人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的世界地图,当年印刷奥代理地图的工厂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很可能利玛窦万里远航来到中国的时候,随身就携带了这一地图。

应该说,地图特别是世界地图,很能呈现一个时代的世界认识,什么时候人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什么时候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球形?什么时候人们把全球看成一体?这可以从地图里看到。

其实,在利玛窦之前的几百年中,亚洲和欧洲就不断有人试图制作整体的世界地图,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世界地图,都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世界认识和全球意识。

而现代意义上的全球意识和世界观念,就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大航海之后形成的。

中世纪早期欧洲的世界地图,一般是以教会的为代表。这种地图非常简单,一个圆形里面有个T型,将世界分成三份,分别是亚洲、非洲和欧洲,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教会认定的圣城耶路撒冷。

到中世纪中期,也就是相当于宋代的时候,地中海世界开始出现更详细的世界地图。譬如12世纪的时候,在地中海的西西里岛上,就有阿拉伯人绘制了比较现代的世界地图,体现了当时地理知识的发展。

但是在十五世纪之前,中国并没有出现过比较现代的世界地图,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认为,脚下这片土地就是世界的中心,其它地方都是边缘,这种思维定势很难在空间观念上有所创新。像现在还能看到的宋代《地理图》、《舆地图》,就总是把中国放在中间,很大很大,而周边世界在地图边缘很小很小。不过,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对世界的认识其实也都有相似之处,一般都认为大地是平坦的地面。

按照西方人的观念,这块平地上是天堂,下面是地狱。12世纪的时候由教会又加入了一个“炼狱”的概念,整个世界是一层层展开的。而中国呢?也认为“天圆地方”,这同样也是一种平面的认知。但是,到地理大发现以后,尤其是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行,打破了人们以往的认知框架。世界不再是平的,而是一个球,沿着东西两个方向一直走下去,绕地球一周,就一定能够回到原点。

所以呢,这种观念带来了地图制作的变化。对利玛窦产生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人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

从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来,这是个犹太人。他生活在今天比利时一带,当时叫做尼德兰,是西班牙帝国的领地。所以,完全可以猜测得出,西班牙帝国的大航海历程和全球帝国扩张经验,给了奥特利乌斯全新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

他出生于1527年,距离麦哲伦环球航行不到10年,他就是伴随着西班牙人向世界扩张的脚步声成长起来的。奥特利乌斯将他的新的世界观用地图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晚年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皇家地理学家。他一生当中并没有离开过欧洲,虽然在欧洲范围内有很多的旅行。所以,他的地图制作其实在信息来源上也是受到了其它前辈的影响。

在地图制作方法上,他受到荷兰老乡墨卡托的影响。墨卡托发明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投影法,对球体地图的制作具有决定意义。

1564年,奥特利乌斯制作了他的第一幅世界地图,他又以签约的方式寻找地图绘制者,所绘制的地图都被加入到他的地图集中。1570年他的地图集在比利时印刷出版。一直到1598年他去世为止,这套地图集都不断被修订和更新,而且有很多语言的版本。面世后需求量非常大,出了几十版,一直到17世纪初销量都很好。

这套地图中有一幅地图体现了世界全景,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

这幅地图绘制于明建文帝四年(1402)也就是朝鲜太宗二年。这是朝鲜人金士衡、李茂根据来自中国的地图重新绘制的。

但是很多学者都指出,这幅地图的世界知识,却来自蒙元时代的中国,它的底本,是蒙元时代两个中国人的作品,也就是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和僧清睿《混一疆理图》,所以可以说,这幅地图表现了蒙元时代(1271-1368)中国有关世界的知识。

在这幅地图上,除了右边的朝鲜、中国之外,特别请大家注意的是,这幅地图的左边即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描绘的是今天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部分,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其中标识的很多地名,都说明当时中国人对这些地区,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尤其是西亚、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包括尼罗河,是出乎意料的准确和可靠。

比如,在地图上有倒三角形的非洲,也可以辨别流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还可以看到河岸上一个叫做“六合打”实际上是“八合打”,也就是现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城市;甚至还可以看到罗马(麻鲁)和巴黎(法里昔)。

首先一个疑问就是,1402年这个时候,郑和还没有下西洋,迪亚士还没有绕过好望角,达伽马还没有到达印度,那么,谁会有这样的地理知识,中国人怎么知道从未有过记录的好望角,并绘出了非洲大陆的倒锥形状?

是谁那么详细地标志出了东起日本、经朝鲜、中国、中亚和西亚,一直到阿拉伯半岛及北非、南欧的各个地名?

换句话说,问题就是:在欧洲人之前,亚洲人怎么会先知道有关非洲的地理知识?为什么在蒙元时代能够画出这样的亚非欧洲地图?可能的解释之一,就是这应当是波斯人或阿拉伯人在蒙古时代给东亚带来的礼物,是由于波斯、阿拉伯的天文地理知识,在蒙古时代已经传入了中国。

我们注意到,在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波斯/阿拉伯人值得注意,那个时候的中国史书上把他们叫“回回人”,他们带来了很多天文地理的知识和仪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波斯人扎马鲁丁。

《元史》中说,札马鲁丁不仅在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进献了万年历,而且还给皇帝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西域仪象”,其中一个仪器,汉文记载为“苦来亦阿儿子”,就是一个相当现代的地球仪。“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此外,札马鲁丁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还主持了《元大一统志》的编纂。作为秘书监的官员,《秘书监志》记载他曾经向皇帝报告:我们的帝国,是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太阳落山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仅要编帝国的历史地理书,而且要绘制一个有关蒙元帝国的总地图,何况我们已经有了回回人的地图,所以,可以画一幅总的世界地图。

这都说明,蒙元时代由于回回人带来的世界知识,所认识的世界已经很大很大,而且这些知识在明代也流传下来,传到朝鲜,传到日本,使得欧洲之外的人们,也拥有了很多关于西亚、阿拉伯半岛、非洲和欧洲的知识,这个疆域缩小了的明代中国,对于外部世界并不完全陌生。

遗憾的是,这种笼罩欧亚、试图叙述“日头从东边出从西头落”的大世界的理想,在汉族为主的明代很快消退,人们关注的世界,似乎又缩小了。

让我们回到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的世界地图。在利玛窦生活的时代,这些世界地图在欧洲很流行,也可以想见,它对于利玛窦会有多大的影响。当1570年这套地图集出版时,利玛窦18岁,正按照父亲的旨意在罗马学习法律。利玛窦在罗马并不安心学习法律,第二年就违背了父亲的愿望,到耶稣会学习。耶稣会成立的宗旨在于到世界各地传教,所以,他们对世界地图的最新进展应该是充分了解的。

利玛窦在罗马的耶稣会学校学习哲学和神学,以及天文算术等,为了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广阔殖民地展开传教活动,还学习了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在罗马学习时,他遇到一个老师叫范礼安。范礼安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非常大的兴趣,他有一个独特的观点,那就是学习好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自然就能被中国人所接受,也自然有利于传播基督教。利玛窦受到他的这位老师影响很大。

1577年,利玛窦开始被派往东方传教,他在葡萄牙待了一段时间学习葡萄牙语和神学。然后,经过半年的航行,来到了印度的果阿,就像他的前辈沙勿略一样,在这里传教了几年。1580年,他昔日的老师范礼安推荐他到澳门。这时候范礼安已经成为耶稣会在东方传教的总负责人。他鼓励利玛窦学习中文,为进入中国大陆传教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这之前,还未有人能够成功进入中国传教。

他的第一站是广东肇庆,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传教点。他在肇庆待了六年,期间逐渐进入当地中国官员和上层人士的圈子,将西方的各种新鲜事物展现给中国人,譬如欧几里得的几何、星盘、西洋画、西洋音乐等,而最令人大开眼界的还是他展现的欧洲人制作的世界地图,就是刚才讲到的《山海舆地全图》。

这时候的世界地图,经过欧洲人百余年的航海探索,已经越来越完善了。当时利玛窦在自己屋子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被前来拜访他的人看到,令一向自认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人颇为震惊。

到1601年,利玛窦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接见,并且被准许常驻北京。万历皇帝也非常喜欢利玛窦的地图,但是又觉得这幅地图比较粗糙,就让中国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制作专家与利玛窦一道,绘制一幅规模更大,信息更准确的世界地图。这样就有了《坤舆万国全图》。

当时朝廷派了最优秀的人才参与制作地图。在地图的修订和制作过程中,利玛窦也增加了很多内容。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李之藻为利玛窦提供了很多中国地理文献资料,从而有助于利玛窦获得其他欧洲地图制作者不能获取的资料,因而比同时期国外的世界地图更加准确。

此外,利玛窦还把中国挪到了地图的中心。奥特利乌斯的世界地图是以本初子午线作为中心轴线的,那么中国就在右边的边缘处。利玛窦相当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他很清楚,中国人肯定接受不了将中国放在边缘的世界地图,才做了这个改动,使世界地图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更接地气,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

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利玛窦还不顾几十年前哥白尼所提出的“日心说”理论,依然按照古希腊人托勒密的“地心说”,把地球当作宇宙的中心。这也是迎合了中国人的信仰,果然,在地图的绘制过程中,李之藻这位中国的科学家就皈依了基督教。所以你看,不管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在世界地图中都倾向于将自己所在的地方放在最中间,也认定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

在利玛窦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想象主要体现在像《山海经》、《穆天子传》、《十洲记》等一些古代文献当中。

这些书和欧洲人的《东方见闻录》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对于域外充满了夸张的想象,把外国的人都想象成非人类的奇怪样子,而对外国地理的认识也局限在“天下”和“四夷”,把中国当作天下之中,而其他国家都是四夷。四夷的土地上的人总是如同怪物一般,像什么狗国、女人国、小人国、无腹国、后眼国等等,听起来就像奇幻小说。

直到利玛窦来华,世界地图被绘制出来以后,这种关于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利玛窦的中国助手李之藻,在接触了利玛窦的世界观之后,非常惊讶,他说“地如此其大也,而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就是说,世界那么大,但是天外有天,而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由此可见利玛窦给中国传统士大夫带来的影响。利玛窦之后,传教士继续将这种新的世界图像传播给更多的士大夫。中国人逐渐抛弃了那些传统的认识,而接受了西方人传来的真实知识。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的《职贡图》,图中已经完全看不到《山海经》中描述的那种世界的样子,而是被逼真的写真图所取代。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也都标上了它们的真正名字。

在利玛窦以前,中国人的世界地图一般是最中心的是京城,往外分别是华夏、夷狄,以中国为中心层层向外,而利玛窦带来的影响就是,他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在亚洲的一个部分,中国并不是代表着天下,它只是世界的一个很小部分,而中国人所看不起的四夷,很可能也是一些文明的国度。这就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天下观产生了矛盾,但是也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此后,虽然中国的城市、区域地图还是沿袭了传统的中心观念,但是对于世界的地图已绝不会再回到过去,而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世界。

在利玛窦之后,另一位意大利的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也在中国写下一本介绍世界地理的科普书《职方外纪》。

书里讲到:“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所谓东西南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立名,初无定准。”也就是说,地球是圆的,那自然没有一个地方是中心。所谓东西南北的分别,也不过是看你这个人所站立的地方来判断的。这也是近代早期全球化对不同区域造成的冲击。

大航海所开启的全球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中国曾经努力想要拒绝与世界接触,但最终还是得开门接纳,而进入中国的思想也因地制宜地发生了变化,就像将中国放在世界地图的中心一样,双方都有了变化,这就是全球化的力量。

而沙勿略、利玛窦、艾儒略,就是这全球化当中的重要媒介,他把同时期欧洲由于大航海所发展起来的新的世界理念传播到了东方,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这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物、知识和思想的流动,在全球化织成的网络中,这些因素四处流动,改变着一切它们所到达的地方,使人们对这个世界,乃至对宇宙的认识推向更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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