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政:“人类战争的功用”看过来

西班牙学者弗德里科·马约尔指出:人类并非天生残暴。1986年他参加了一次科学家们在塞维利亚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所发表的报告明确断言,没有什么科学证据表明,由于肌体内固有的某种因素而使人类天生残暴。我们的遗传基因不该受到责怪。作为地球上有思考能力、有感情和有创造力的动物,我们只能责怪我们自己,或承认并改造我们自己。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的根源蕴藏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这种矛盾的激化是引起战争的直接动因。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战争的母体。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战争看成是独立的东西,而要看作是政治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任何企图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战争爆发之后,并未脱离政治,仍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他的句名言曾被视为不变的真理,但在核武器出现以后,人们对其论点开始产生分歧。

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消灭战争的最佳途径。和平文化与战争文化相比,仍然居于次要地位。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世界各地的反战声浪是近几十年来最高的,但它并没能抑止战争。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情形也是一样。

战争如同一条变色龙,每一次战争都有其特色,各不相同;每场战争的功用也是不尽相同的。

战争的根本属性是其暴烈性、概然性和偶然性。政治作为战争的母体,是人类战争诱因的“动力源”。

在非传统安全凸现以前,战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指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军事派别之间的武装冲突。国家之间围绕着领土和人口的争夺,或者说国家的扩张,是古代战争的最大动因。相传大禹召集各国在涂山聚会,参加并表示接受大禹领导的有“万国”之多。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的时代,“国”已减少到3000多个,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据说还有1773个“国”。它们继续相互吞并,到春秋战国时只剩下十来个,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王朝崩溃以后,围绕着分与合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所以《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二战后,民族国家的兴起,基本奠定了当今国际社会的格局。民族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受到国际法的保护。靠战争灭亡一个国家的传统宣告终结。

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从这个概念引伸出来的,也是对人类战争实践的一种归结。古今中外,有多少政权是从刀枪剑戟中产生的!战争摧毁一个旧政权,同时带来一个新政权,这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国家或地区依然是真理。

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表明,今天,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法律等手段展开的混合战争,变得很吃香。但不能是什么类型的战争,政治功用仍居其首。

虽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说到底,战争的终极目标还是经济。经济是政治的目的,政治是经济的手段。

战争的经济功用似可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方面,发动战争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古代有的统治者梦想发动战争,但由于军需短缺只好推迟。有时候,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国家要准备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卧薪偿胆,忍辱负重,任用贤臣,繁衍人口,发展生产,重建武装,准备了二十年之久。就是当今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为打赢伊拉克战争,也足足准备了十年之久。俄罗斯至少从2018年开始,就已着手准备乌克兰战争。

另一方面,赢得战争就能够带来极诱人的经济成果。最直接的成果就是领土和人口。有了领土和人口,相关的资源也就成为囊中之物了。

综合这两方面的情况看,战争实际上是这样的过程:财富(人、财、物)的积累→财富的消耗→更多的财富积累

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年代,凡是地图上涂有粉红颜色的地方都是大英帝国的领地,其领地总面积比本土面积大100余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统治下的领土的总面积和人口总数都达到了全世界的1/4。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罕见的。

如果加上其他西方国家,这个数字就更大了。《剑桥战争史》写道:到1800年,西方国家已控制世界陆地表面35%的地区;到1914年,这个数字增至85%——仅在1878年到1914年之间就获得了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据专家统计,1860年前后,英国生产了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消耗的现代能源是美国的5倍、法国的6倍、沙俄的155倍。英国占有全世界商业的1/5,全世界1/3的商船飘扬着大英帝国的旗帜。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无比自豪地说:“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洋洋得意、充满信心,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

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战争可以拉动内需。这方面,今天的美国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国的年度军费已上升到超过8000亿美元。为什么美国要维持如此高的军费开支?靠武器订单、靠战争支出拉动内需是其因素之一。

确定的领土、固定的居民、政府和主权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元素。在现代,土地已不是战争的主要目的。不过,在有些地区,领土之争也还是诱发战争的因素。比如,印巴围绕克什米尔的领土之争就使战争成为潜在的可能。掠夺人口也曾经是战争的目标。《剑桥战争史》就提到,阿兹台克的“鲜花战争”和印尼岛人们的“掠夺战争”的目标在于俘虏人口而不是扩张土地。今天,人口也已不是战争的主要目标,相比之下,自然资源,则是今天战争的一大诱饵。能源危机是威胁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因自然资源(如石油资源、水资源、海底矿藏资源)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世界不少地方“潜伏”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于改善交通条件(公路、港口、机场)、促进城市建设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国防经济学的诞生,使人类战争的经济功用进入了一个更为科学化的时代。

战争是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翻一翻今天的世界地图,或者追溯一下某个人种的流变史,不难发现,战争总在不断地改变着各民族的栖息地,使得人类自我繁衍的能力不断提高。《维基百科》就说:古代各个部落之间的战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形成,也是民族大迁徙的直接原因。

不同民族的迁徙融合,实际上搭建了文化交流的大平台,从而在客观上整体提高了人类文明的水准。这也可以说得上是一种“残酷的美”。

世上的事,有正就有反。战争导致反迁徙的例子也是有的,如汉楚争雄时,就在鸿沟(今河南荥阳北)上划分了界河:鸿沟以西属汉(刘邦是从关中出击中原,所以来自西方),鸿沟以东属楚(项羽);二战结束后,苏美双方将柏林一分为二,谁也不得越雷池一步;朝鲜战争结束时划定了三八线,南北方均不得越过这条纬线;越南战争时期设置了北纬17度线。

战争常常是极其残酷的,就是今天的信息化战争,造成平民的伤亡也是相当大量的。伊拉克战争造成20多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亡。而这场战争,美国本来是想打一场“人道主义战争”的。

战争应当越来越人道主义化,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战争却曾经是非人道化的。早期战争还不是以杀人为目的,但发展下去,消灭人口就成为战争的题中应有之义。据俄罗斯军事学家弗·伊·斯普里琴科统计,在地球上出现文明的5500年当中,发生了15000多次战争和武装冲突,其中有几十亿人丧生。而且,往往造成男性人口的急剧下降。如苏联卫国战争中有2000万男性青壮年为国捐躯,其对俄人口发展的负面影响至今犹存。战争不仅造成国家的消亡,还可能使整个国家的民众从地球上“蒸发“,如中国历史上曾立国190年,与宋、辽(金)三足鼎立的西夏王国,就被蒙古族人用战争方式整个地消灭了。

战争大量消灭人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它在客观上抑制了人口的增长,这并非它的本意。有人说,战争是人类物竞天择的一种方式。这显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是要不得的。

人类的进步不能靠战争来推动。人类应该培养和建立和平文化。有人已经向联合国提出建立和平委员会的建议。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人类是真的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了。

战争还有一个社会功用,就是培养人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往今来,战争摧生了多少英雄豪杰。有的是杀敌的勇士,有的是将兵(管理)的帅才,有的是韬略大师。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第一个向敌人出击的人则是英雄。战场是展示男性之美的最佳场所之一。西班牙斗牛士今天还在斗牛场上战斗,他们向人们展示的不正是男性的阳刚之气吗?在动物界,战斗基本上发生在雄性之间,只是在非常情况下,雌性也投入战斗。雄性之间的争斗,主要是为了赢得雌性配偶。这既是权力的斗争,也是力量的比拼,同时,也是美的较量。

抛开功名不说,男人在战场上展示其雄性之美,至少是战争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多亏”了战争,才使天下男儿始终保持着孔武有力、置生死于度外的传统。古往今来战争年代的那些英雄人物今天还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他们所张扬出来的阳刚之气和爱国情怀是重要原因。人们看过《斯巴达克斯》这部影片,就会联想起当年斯巴达人具有何等诱人的雄性美。正因为雄性美更能张显人体美,所以连儒学之士也心生歆羡。苏轼就曾感慨:“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

有宋一朝,汉人心理上受了不少委屈。所以,人们对敢于展示男性阳刚之气,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顶礼膜拜。其实,像这样辛弃疾的文人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们虽然不像岳飞直接将兵千万,但他们的大丈夫气慨同样令人击节。

这就涉及另一个话题:战争文学。没有战争,哪来战争文学?没有战争文学,人们怎么读得到《诗经》中的有关诗章,读得到曹操、杜甫、高适、岑参,读得到岳飞、辛弃疾,读得到《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一类的战争题材的小说,看得到《巴顿将军》、《现代启示录》、《拯救大兵瑞恩》一类的战争题材电影,还有战争题材的音乐、绘画、艺术品?

和平年代往往体现柔性的一面。所以,今天国人常感叹“阴盛阳衰”。所以,《狼图腾》、《藏獒》等大受读者青睐。近年来战争题材的电影再度成为银幕的“主旋律”,也不是没有因由的。《红高粱》一类的电影向人们展示的恰恰是和平年代所缺乏的阳刚之美。

战争是人类进步的助推器。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从热兵器到核武器,从核武器到现在的电子武器,没有战争的不断表演,是断不可能伴生的。随着技术进步的节奏加快,新武器出现的种类不断增多。据俄军专家统计,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使用了9种新武器;1964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中使用了25种新武器;四次中东战争中使用了30多种;两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投入使用的新武器和作战系统达100多种。

夺取战争胜利既靠人,也得靠装备。格鲁塞的不朽名著《草原帝国》有对技术决定论的经典描述:

“对古代和中世纪来说,马上弓箭手们投射和飞驰的箭是一种不直接交锋的武器,在当时是具有战斗力和摧毁敌人士气的作用,几乎与今天枪手们的子弹的作用一样。什么因素使这一优势结束了呢?16世纪以来游牧民族怎么不再任意地支配定居民族了呢?理由是后者用大炮来对付他们。于是,一夜之间,他们突然获得了压倒游牧民的人为的优势。长期以来的位置颠倒过来了。伊凡雷帝用炮声驱散了金帐汗国的最后一批继承者;中国的康熙皇帝用炮声吓倒了卡尔梅克人。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军事优势第一次、也将是永远地变换了阵地,文明变得比野蛮强大。几小时之内,游牧民的传统优势已成为似乎是不线年的战场上,浪漫的沙皇亚历山大召集来打拿破仑的卡尔梅克弓箭手们,就像是马格德林时代的猎人一样过时了。”

自古以来,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就是可以互为转换、互为促进的。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如此,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也是如此。

军事技术连着军事工业。“冷战”结束以后,“和平红利”所带来的军事技术“解码”(民用化),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功莫大焉。

人类早期的战争是程式化的。杰弗里帕克在《剑桥战争史》中说,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500年这两个世纪中,希腊方阵遵循着悠久的土地制习俗和既定的军事仪式,整场战争仅限于包裹在青铜装备下的持矛方阵之间短短一个下午的交战。春秋战国时宋襄公因过于讲究作战程式而被敌手和历史所耻笑。但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战争仪式曾经是很正式的礼仪。

不过,随着武器的发展和作战样式的变化,战争越来越讲究谋略。奇兵诡道,三十六计,给战场布下了越来越复杂的阵势,使战争本身变成了智慧的较量。“特洛伊木马”计、诸葛亮的空城计等之所以为人们所乐道,就因为它们都是智慧的产物。

各种战法的运用对于人类智慧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战略”、“战术”这些概念从哪里来?从战争中来。没有战争,人类看问题的能力可能就要受不少局限。中国早有“少不看《红楼》,老不看《三国》”之说。为什么老人不宜看三国呢?因为《三国》里面讲权谋的东西太多了。或者说,智慧的东西太多了。而今天的人们将兵战与商战相结合,使古老的兵法在市场经济的天地里焕发青春,则是兵法生命力的另一种体现和延伸。

不过,随着战争越来越“数字化”,未来战争将越来越多地程式化、智能化,人的战争可能变成智能机器人的战争,依赖人脑的智慧的份量将大为减少,这必将引起人们的忧虑。

战争促使人类更深入地思考人性——有战争,就有反战争,从而帮助人类制定出更加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各项法律。善与恶有时候只有一步之遥。恶的种种表演,使人类看清了恶的本性,从而产生一种抗体,惩恶扬善,最终用竞争代替对抗,用和平取代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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